在后台的角落里躺了三个月，最后烂得连骨头都黑了。”

“还有这个，‘哑巴’。真哑巴，不会说话。但他耳朵好使，会弹琴。什么曲子他听一遍就能弹出来。他在场子里弹钢琴，弹得那个悲啊，能把客人的眼泪都弹出来。有个日本客人看上他的手艺，想带他去日本演出。但他不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守着一个人。守着那个‘贵妃’。贵妃疯的时候，哑巴就给他弹琴听。贵妃死了，哑巴就不弹了。他把钢琴盖子一合，拿锤子把自己的手指头一根根砸断了。他说——他在纸上写的：‘知音死了，留着手也没用。’”

少爷翻过一页，是一张两个人的合影。

两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年轻人，穿着一样的衣服，留着一样的发型，甚至连脸上的妆都一样。

“‘双生花’。不是亲兄弟，是在路边捡来的两个孤儿。他们发誓要活成一个人。你吃一口，我也吃一口；你挨一刀，我也给自己划一刀。他们在台上表演‘镜子舞’，那默契，神了。后来，其中一个得了肺结核，死了。活着的那个，就疯了。他开始对着镜子说话，对着空气喂饭。他觉得那个死的还在。他在自己的半边脸上画男妆，半边脸画女妆，说这样他们俩就永远在一起了。最后，他在那个死的忌日，把那面大镜子砸碎，用玻璃片割了喉咙。血流了一地，把那些玻璃片都染红了。”

翻着翻着，少爷的手停了下来。那一页夹着一张硫酸纸。

“接下来的这个，你得仔细看。这是个真角儿，也是个真冤孽。”

揭开那层朦胧的纸，露出一张令人屏息的照片。

那是一个极其俊美的年轻男人。他没有穿戏服，也没有穿那些暴露的亮片裙。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，袖口卷到手肘，坐在一张藤椅上。他手里拿着一把折扇，扇面上画着几竿墨竹。

他的脸轮廓深邃，却又带着东方的温润，鼻梁挺直，眉眼间自带一段风流态度。他不需要浓妆艳抹，甚至不需要女性化的修饰，他就坐在那里，身上那种雌雄莫辨的贵气就足以压倒整本相册里的庸脂俗粉。他看起来不像是流落风尘的戏子，倒像是哪个没落皇族流落民间的世子，像极了那个演溥仪的尊龙，清冷、高贵，却多了一份易碎的凄凉。

“他叫阿笙。不知道哪儿人，他从来不说。他一来，整个芭提雅的场子都震了。不用化妆，往那一坐就是风景。他唱昆曲，嗓子那个亮啊，像冰碴子掉进玉盘里。台下那些暴发户，平时吆五喝六的，他一开口，全老实了。那时候有个山西的煤老板，想出一百万包他一个月。阿笙看都不看一眼，把那老板的名片扔进了痰盂里。”

照片旁边还有个人。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，蹲在阿笙面前，一脸的痴迷。

“这是汉斯。德国医生。来这边做义工的。他在台下听了一场，魂就丢了。他不懂中文，也不懂昆曲，但他懂阿笙。他说阿笙是‘东方的夜莺’，是被困在泥潭里的天使。他天天往后台跑，不送钱，送书，送唱片，送他从德国带回来的巧克力。阿笙一开始不理他，觉得他是贪图身子。后来有一次，阿笙发高烧，烧得人事不省。汉斯衣不解带地守了他三天三夜，给他喂水喂药，还给他读德语诗。阿笙醒了，让汉斯把折扇拿给他，拿给他他又不接，叫汉斯握在手里，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。”

少爷指了指下一张。两人在海边，汉斯在吹口琴，阿笙靠着他，闭着眼听。

“他们好上了，真好。那时候上芭提雅街头一问，不知道神仙眷侣这个词的，都知道他俩。汉斯教阿笙德语，阿笙教汉斯唱戏。那段时间，阿笙脸上的粉都薄了，整个人透着股活气。汉斯说要带他走，回柏林。说那边有最好的剧院，阿笙可以去那儿唱，不用再给这些酒鬼唱。阿笙高兴啊，把积蓄都散了，连那套最宝贝的点翠头面都送给了刚入行的小师弟。他说：‘我要去柏林了，我要干干净净地去，这些东西带着晦气。’”

“船票都买好了。那天早上，阿笙穿得整整齐齐，提着个小箱子去码头。汉斯因为签证手续不一样，得走另一个通道，先上了船。阿笙在后面排队。眼看着就要到关口了，出事了。”

少爷点了根烟，没抽，就让它烧着。

“那个戏班的班主，姓黄，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杂种。阿笙是棵摇钱树，他能放？他早就买通了警察。阿笙刚把护照递过去，警察就从他箱子夹层里搜出一包白粉。栽赃，明摆着的栽赃。但在那时候，这就是死罪，至少也是个无期。”

“阿笙被按在地上，脸贴着水泥地。他拼命抬头看那艘船。船已经开动了，汽笛声呜呜地响。他喊不出声，嘴里全是泥。他只能看着那艘船越来越远，看着汉斯消失在海平线上。他知道，汉斯在船上等他，在香港等他，在柏林等他。但他去不了了。”

“汉斯呢？”我问。

“汉斯发电报回来问，班主让人回信，说阿笙反悔了，跟个有钱人跑了。汉斯不信，要回来找。班主让人给汉斯寄了一张照片，阿笙跟个老男人搂在一起。汉斯绝望了，回了德国。听说后来终身未娶，如今也不知道人在哪里